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债也不能再继续上升，而必须要控制，在控制过程中逐步减少。

李克强应该从对来自高生产率的沿海地区的产业资本进行再分配开始。相反，李克强似乎倾向于将权力还给地方政府和市场，将纵向控制转变为水平协调。

通过破坏地方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勾结，朱镕基的分税制推动了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在支持增长的外部条件尚未改变时过早出现减速。这将立刻提振欠发达地区的增长，增加总体生产率。朱镕基的成功意味着李克强必须专注于不同的挑战。当年的朱镕基所面临的挑战和现任总理李克强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具有相似之处，更不用说他们在经济转型方面的共同承诺了，基于此，这一转变可能意味着对结构性改革的支持。

但如何在中国以国有为主导这一约束条件下实现这个目标依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赵紫阳试图在各部门之间逐一进行财政改革，这给了地方政府与国企形成勾结的空间，地方机构因此获得了补贴，并可以截留中央政府的收入。（作者系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来源:上海证券报 进入专题： 经济政策 。

正在进行中的全国范围的地方政府债务审计，被认为给地方政府上了一道紧箍咒，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地方投资力度，但也可以大大减少政府在使用资金上的浪费和低效率。当然，真正有效沟通银行与企业，仍然需要企业盈利以及前景向好，这又回到产业政策和经济增长的根本问题上来，也回到了财税政策是否能够支持企业发展的问题上来。而对于市场关心的增速问题，李克强总理表示要保证经济增速不破下限，同时保证通胀不破上限。新华社也曾经对于今年的经济增速有这样的表述，即经济增长的底线是7%，但今年下限是7.5%，而未来的增速目标则很可能降到7%左右。

将这些指标组合起来，事实上组成了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三维空间，而新一届政府经济政策的主旨思想是在这三者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笔者认为，短期来看，中国官方应该考虑用降息的货币政策来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保证平稳的增长环境从而为结构性调整创造条件。

如果失业问题出现，那么整体经济政策存在着转向刺激的可能性，但从过去一段时间官方的表态来看，如果能够保证7%左右的经济增速，那么政府也并不十分担心失业问题的恶化。虽然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在于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其内涵和寓意仍使市场捉摸不透。如果金融机构被迫减少对整体经济的信贷支持，是否会导致通货紧缩的问题，并带来经济的硬着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货币政策是否可以解决中国金融结构问题。综合判断，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速的中立区间大约在7%左右，一旦突破7%，可能会出台小幅度的刺激举措。

这是一个学术难题，但主流观点应该是让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周期问题，结构问题应用结构改革的政策来解决。从目前的举措来看，限制高耗能和产能过剩产业的发展，推进信息科技等新兴产业将是未来的产业重心。金融体系去杠杆成为市场的共识之一，但官方似乎并不是无的放矢，从此前的几次表态来看，整治影子银行、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扶持小微企业是货币政策的真正意图。而政策的执行力度和协同效果，也将影响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向。

6月的钱荒之后，市场整体流动性紧张的局面并未得到明显缓解，市场也相信在盘活存量的基调下，货币政策将仍然以控制广义货币增速作为主要目标，由于M2增速仍然保持在14%左右，仍然明显高于13%的全年控制目标，这也意味着在短期内难以出现明显的货币政策放松这一点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学界讨论中已经形成共识，也为90年代后期的央企改革奠定了认知基础。

正如陈清泰先生所言，所有制在中国是更加敏感的问题，每前进一步几乎都伴随一场争论。企业管理者一般有两类：企业家/创业者，以及职业经理人。

一旦形成内部人控制，就会出现高福利、高在职消费、跑冒滴漏、乱投资的局面。一旦央企高管呈现这样的心态，不仅难以安心为企业创造价值，反而可能把企业作为自己贪腐和买官的阶梯。究其原因，一是央企垄断利润大大减轻了改革压力，继续改革的动力不足。央企占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福利收入却占50%以上。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就拿中石化来说，先是董事长陈同海贪腐近2亿元，且生活奢靡、日均销金4万元。

面对如此沉痛的现实，如果我们还是将问题一味归咎于个人的道德问题，那显然是掩耳盗铃。回顾中央决议，政企分开始终是一个明确的要求。

新一届领导应抓住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一改革窗口，实现国企改革在观念和体制上的突破，让央企体制悲剧止于中石油。对不退出的，必须进行惩罚，确保政策的威严。

即便国资委受权管理央企股份，但国资委依然不是人格化的股东，国资委的官员不可能像关心自己的财产一样关心国有资产。一旦失去竞争压力，轻轻松松就能赚钱，企业管理层就难免耽于安乐。

据称蒋洁敏曾放言活着要进政治局，死了要入八宝山。在这种体制下，少数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却可能因为与体制不兼容而遭厄运，红塔集团的褚时健、健力宝的李经纬都是悲剧英雄。垄断是最霸道的商业模式，也是央企高利润的主因。笔者以为，相较此案背后的政治八卦，更值得反思的是几乎陷入停顿的国企改革。

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行政垄断，实现央企与民企的公平竞争，这将为经济增长释放新的制度空间。中国必须警醒：国企改革，关乎反腐，关乎创新，关乎公平竞争，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必要条件。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即，而国企改革如何深化依然存在明显分歧，甚至有人提出国企已是效率影响力代名词，为拖延国企改革制造借口。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真正政企分开。

二是央企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演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创新社会的毒瘤。企业管理也是一种职业，需要相当的技能、经验甚至天分。

在石油、电信、电力、烟草等行业，央企拥有明显的垄断地位。国企涉足竞争性领域，只能导致与民争利。这一改革难度最大，但也最有根本性意义。对此，中国政府应进行清晰的顶层设计，明确哪些行业属于非竞争性领域（采取类似负面清单管理的策略），其他领域国企必须退出。

但在实践中，党管干部使得政企分开有名无实。因此，股东的虚化，导致国企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insiders' control）。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笔者担忧，央企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继续推进和完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改革重组。

央企名义上是全民所有者，但全民无法行使股东权力。央企为何频传警讯？其一，腐败是垄断的孪生姐妹。